即传诏给汝南太守刘艾，命其将汝南袁氏的田产资财一概抄没入官，袁氏宗族子弟，无论嫡庶远近，全部都要流徙到交趾去。皇帝携大胜之威，对以袁氏为代表的一干叛逆豪强进行狠厉的清算，即便是当年光武皇帝中兴汉室，也不曾对支持王莽篡位的豪强进行清算。皇帝的这般雷霆举动，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士人心中，再度激起动荡。

　　最先引发惶恐惊惧的，却是在解渎亭主持完孝灵皇帝这一系皇祖祭祀仪式的刘虞，他通过各种渠道、各色人等，知道了皇帝在驳斥刘硕时所说的话。听到皇帝故事重提，又拿刘虞当初被差点拥立为帝的经历来说事，刘虞当时吓得站也站不稳。忙借口自己主持几个陵园的修葺、宗庙祭祀耗费了太多心力，在居处称病不见任何外人。

　　他自然知道皇帝为什么时不时地总爱拿此事不放，他也更是明白为什么皇帝那番‘随口之谈’一经说出，便不出一两日就从遥远的南皮，主动传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解渎。

　　一边是皇帝想警告他、敲打他，一边则是有人想把他推出去带头闹事。

　　刘虞独处的时候越想越怕，一夜之间头发又白了许多，此时的处境竟然比当初得知公孙瓒因自己而死还要让他恐惧。很快，刘虞在读到由官方布告、才子陈琳撰写的《直陈袁氏大逆诏》后，立即做出了决定。

　　他亲自上疏请罪，不但直言自己领兵以来，在公孙瓒、以及征讨袁熙这两件事上接连失算，险些使朝廷陷入不利的局面。又深刻检讨了自己当年在担任幽州牧时，面临袁绍与韩馥的诱惑，居然只是坚持原则、严厉抵制，却没有彻底与其划清界限，甚至上疏请命讨伐。刘虞自陈有失忠义、无德无能，在奏疏的最后请皇帝褫夺自己的襄贲侯爵位，以儆效尤。

　　刘虞在奏疏中的措辞用语格外讲究，既表达了自己认罪、检讨的诚意，又不使其看上去像是以退为进、借此要挟皇帝。可见刘虞为了写就这篇奏疏，着实是绞尽脑汁，当皇帝看到之后，也是明白自己达到了目的，他没有一次性夺走刘虞的侯爵，而只是削减了他一半的食邑。

　　得到这样的惩处并没有让刘虞彻底安心，他又借口多病，想要辞去身上仅剩的并州刺史的官职。皇帝也不能做得太过，他也需要刘虞来怀柔诸胡，是故拒绝了刘虞的请求，还赐了不少补药给他，表示这件事就此翻篇。

　　然而此事的风波尚未平息过去，眼看着昔日与自己有不少交集的豪强被官府抄没、惩处，河北士人内心惶惶之余，又从萍末的风声中听到了来自南皮的传言：皇帝似乎为了要让这项政策彻底推行下去，有意让河东太守王邑担任冀州刺史。

　　听说当年河东豪强在袁绍的教唆下举兵叛乱，被皇帝亲征平定后，将河东豪强几乎全部清算根除、一扫而空，百年豪门的卫氏也一蹶不振，只留下裴氏、毌丘氏等寥寥几家。而负责主持河东战后的清算、以及一系列抑制豪强、试行种种新政的，就是这个凉州北地郡人王邑。

　　在这方面，王邑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冀州士人们意识到皇帝意不止于此了，而颍川士人因为王邑调任冀州事不关己，竟没有了共同进退的动力。

　　这让众人不得不将视线放在官职虽弱，但才智、名望却深孚众心的谏议大夫沮授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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