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恶棍，是个顽固落后的家伙，农奴制的拥护者吗？嘿——嘿……顺便说一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记得吗，几年前，还是在带来良好效果的广开言路的时期①，有个贵族——我忘了他姓什么了！——还在火车上鞭打过一个德国女人呢，可是激起了公愤，遭到我们全民谴责，所有报刊也纷纷予以抨击，弄得他名誉扫地②，这件事您还记得吗？当时，好像就在那一年，还发生了《〈世纪〉杂志岂有此理的行为》③（喏，当众朗诵《埃及之夜》，您记得吗？一双乌黑的眼睛！噢，你在哪里，我们青春的黄金时期！）。嗯，那么，这就是我的意见：对那个鞭打德国女人的先生，我并不深表同情，因为，说实在的……有什么好同情的呢！不过同时我也不能不声明，有时就是有这样一些非揍不可的‘德国女人’，我觉得，没有一个进步人士能够完全担保，自己绝对不会动怒。当时谁也没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然而这个观点才是真正人道主义的观点，的确如此！”——

　　①指为废除农奴制作准备的那段时间（一八五六——一八六一）。在这段时间里，俄国报刊可以公开揭露警察当局滥用职权等社会弊端。

　　②一八六○年初，报纸上在议论一个地主在火车上鞭打一个里加女人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杂志上也为此发表过文章，抨击地主的专横。

　　③这是诗人米哈依洛夫（一八二九——一八六五）一篇文章的题目。他这篇文章是对《世纪》杂志一八六一年第八期一篇叫作《俄罗斯的怪现象》的小品文的回答。那篇小品文攻击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托尔马乔夫在彼尔姆市的一次文学——音乐晚会上朗诵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为支持米哈依洛夫，并为托尔马乔夫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过一篇题为《光明磊落的范例》的文章，发表在《时代》杂志一八六一年第三期上。

　　说完了这些以后，斯维德里盖洛夫突然又大笑起来。拉斯科利尼科夫看得很清楚，知道这是个主意坚决、十分狡猾、决不会暴露自己意图的人。

　　“您大概是，一连几天没跟人说话了吧？”他问。

　　“差不多是这样。怎么：我是个这么随和的人，您大概觉得奇怪了吧？”

　　“不，我觉得奇怪的是，您这个人太随和了。”

　　“是因为您提的问题粗暴无礼，可我并不见怪吗？是这样吗？是的……有什么好见怪的呢？您怎么问，我就怎么回答，”他带着令人惊讶的天真神情补充说。“因为我几乎对什么也不特别感兴趣，真的，”他不知为什么沉思地接着说下去。“尤其是现在，我很空，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您可以认为，我奉承您，是因为我有什么企图，何况我自己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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