隙而构大祸者乎？”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或全同《实录》。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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